西方人确实是耐不住待在家里的寂寞和无聊。几个星期前，美国不少州的首府陆续暴发反居家令的抗议，随之而来关于反对居家令的声音逐渐抬头。我们上次说了，依照眼下的疫情发展以及美国的诉讼文化，即使政府同意完全开工，各家企业仍然会小心谨慎。但是各州都还是多少推出了各自的复工路线图，而佐治亚州、佛罗里达州、密西西比州、阿拉巴马州、南卡罗来纳州和田纳西州更是组成了21世纪美国版的“东南互保”，在复工上面走在了各州的前列。

　　媒体对这类争议的报道大都集中在红脖子们持枪上街游行，或者特朗普在这上面的反复，但是其实反对居家令的人也有一些“社会贤达”：特斯拉的CEO马斯克不改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毛病，抨击居家令是“法西斯主义”的行为。他在季度盈利报告的电话会议中回答关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流动性的问题时，表示居家令是强制将人囚禁在家，侵犯了人民宪法权利，并且表示这不是世界各地的人们向往来到美国的原因，也不是美国该做的事，因为这只会对公司造成伤害，让许多小企无法度过难关。

　　撇开这些无聊的花絮不谈，在反对声中有一些观点还是有一定的依据的。

　　按照美国疾控中心的估算，超过80%的新冠死亡者是超过65岁的老年人。斯坦福大学的医学教授伊安尼迪斯（john Ioannidis）认为新冠病毒的危害性其实远不如一开始模型预测的那样严重，除了老年人或者患有其他疾病的危险人群，新冠病毒对于绝大多数其他人的危害程度并不高。因此，政府只要拨出一部分资源重点保护老年人以及高危人群的安全就可以了。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顾问、瑞典首席传染病专家吉耶斯克（John Giesecke）认为保护年长者以及危险人群、同时允许社会上其他人群照常运转要远比强制居家更有道理。疫情刚开始在西方流行开时，英美等国使用的模型预测出来的死亡人数十分惊人，迫使政府采取了比较强硬的措施，同时也让社会上普遍抢先为可能出现的新冠病人准备好医疗设施。不过按照麻州大学收集的数据显示，模型当初有关美国死亡人数的预测已经下降到6.7万到12万之间，但是各地强制居家的措施已经颁布实施，而当初匆忙准备好的医院床位却还大都空置着。即使在疫情最严重的纽约市，美国海军医疗船安慰号（Comfort）一共只接待了179名病人，现在已经离开纽约返回军港。在南方或者中西部的许多州，疫情的严重程度要远不如纽约，那么还是否值得强制实行与纽约类似的居家令呢？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吉博士的指导下，瑞典的抗疫始终表现得那么佛系，却照样能够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赞扬，被认为是提供了解除居家令之后生活方式的”未来模本（future model）”。

　　同时，反对居家令的一部分人士质疑我们是否忽略了实行居家令带来的各种隐形成本呢？且不说由此降低经济活动带来的直接损失，不少医院为了迎接新冠病人而安排出的床位现在空置着，就已经给这些医院造成了巨大的机会成本。另一方面，许多非新冠病人现在因为避免去医院而没有接受应有的治疗，造成不少人因此在家中死亡。再进一步推开来说，由于强制居家，今年四月份家庭暴力比去年同期上升了30%，这又是一道无法绕过的社会成本。

　　还有不少反对居家令的人士是从社会公平的角度出发。居家令让各地学校关闭，使得孩子们得不到应有的学校正常教育 ——除了上课，学校教育还应该包括如何和同伴相处。欧洲有学者跟踪研究了遭受在二次大战中生活、教育受到战争重创的德国和奥地利的孩子成长过程，把他们和始终处在正常生活下的瑞典、瑞士同龄人比较，发现由于战争带来的教育上的差别之后影响了这些孩子的一辈子。而从英国的实践数字来看，居家令实行之后，私立学校应对远程教育远比公立学校好；而低收入家庭由于条件限制，他们的孩子在居家期间的学习效果又远不如其他家庭。

　　同时由于孩子们待在家里，家长们不得不在工作和照看孩子之间不停地来回切换，工作效率自然下降。因此，既然小孩子基本上不受新冠病毒的影响，不到50岁的人们通常在感染上病毒后不至于有太严重的后果，那么关闭学校是否值得呢？在这些反对人士看来，也许一个更有效的政策是让中小学教师优先接受检测，通过测试的老师可以让学校维持运转，而没有通过检测的教师以及年长的教师可以待在家里远程教学。

　　《柳叶刀》四月初发布一篇论文，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青少年健康教授梵因诺（Russell M. Viner）和八位合作者利用三个数据库的资料对于全世界范围内关闭学校以及社交距离等其他抗疫措施的有效性进行了系统性的检视，发现仅仅关闭学校只能防止2%~4%的死亡病例，其效果远不如其他的措施。他们认为如果严格的社交距离等措施会在长期内贯彻执行的话，也许应该可以考虑没有关闭学校那么激烈的做法。

　　目前美国民调仍然显示过半民众继续支持首重居家防疫，但是这背后真正的信息意涵或许并不是表面上直接呈现的解读。上个周末，我们吃完午饭决定出去找个地方踏青远足。因为难得有这样的机会，我们特意选了一个比较偏远的国家公园。去的时候，就发现高速公路上的来往车流已经和原来没有多少区别了。来到公园位于山下的停车场，那里居然已经停满了车。我们算是幸运的，正在想着是否要另找停车场地时，旁边一辆车离开了，给我们留出了空位，而紧跟我们而来的其他车辆就只能另寻别处了。我们走到山顶，那里的停车场也几乎快满了。公园的礼品商店关闭了，但是显然每天还是有员工来打理公园的，因为入口处有明显的招牌提示人们自愿支付公园门票的地点以及每天关门的时间。不少人都是像我们一样，全家出游，但极少有人戴着口罩。毕竟山脚就是当年南北战争时期某次战斗的古战场，春暖花开的时候站在山顶眺望，是一种享受。山顶还有人在吹着铜号，和平时一样自娱自乐。唯一能勉强看出现在是疫情期间迹象的就是沿着小道漫步的人，看见迎面有人过来，在互相点头致意的同时，不再只是闪到路旁让路，而是多走两步到旁边草坪上避开。当我们离开的时候，旁边又有一辆车在迫不及待地等候我们让出空位。照这个情形看来，兴许那些在调查中表示支持居家防疫的人多半未必是真地支持继续待在家里，而是留恋现在这种平时可以待在家里上班的状态，而对于一切可以出门活动的机会照样不会放过。

　　本次疫情也确实让不少企业对于居家办公有了新的了解和认识。它们都在认真考虑至少让部分职员长期居家办公，这就意味着以后更可能是并非永远是所有的人都同时出现在办公室。现在总部设在中西部俄亥俄州的全国保险公司（Nationwide Insurance Company）就宣布永久关闭五个地区性办公室，让这些办公室的员工即使疫情过后仍然继续居家办公。

　　社会政策就是这样复杂。如果目标单一，那么制定政策很容易。但是通常目标是多元的，而且不同目标之间很可能是互相矛盾的，要照顾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就需要听取各种诉求，在不同的利益之间进行权衡取舍。从这个角度说，一个正常的社会也永远不能只有一种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