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硬科学里面，生物学大概是唯一一门和经济学一样缺乏完整齐全的理论体系的学科，因此它的许多研究成果很难完全依靠逻辑做理论推理，而必须依赖由具体实验产生，对于任何一个研究结论的适用性都需要备加小心地详细解释。

这一段时间关于瑞德西韦治疗新冠病人的有效性争论就是一例。首先是4月29日晚，《柳叶刀》网站发布由中国团队进行的新冠肺炎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临床试验结果，论文表示未观察到瑞德西韦联合标准疗法与标准疗法相比有统计学意义上显著的临床获益，与安慰剂相比并没有显著的益处。随即24小时之内，吉利德科学公司却向外公布了两个好消息：一是来自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临床试验已经达到主要终点，并且数据积极；二是公布了吉利德开放标签的三期临床试验，试验显示接受瑞德西韦5天疗程的患者与接受10天瑞德西韦疗程的患者的临床改善相似，其中超过一半的患者达到临床痊愈。一个药品，两种结论，顿时引起激烈的争论。

中方认为自己的临床试验设计是按照最严格的标准设定的，而美国实验标准中途修改过。美国的一些人则批评中方研究在未达到预定的样本量的情况下就终止了试验，导致研究“效能不足”，那么怎么可以公布一个已经半途而废的研究结论，又怎么可以把无法得出确切的结论解读为“没有显著的益处”呢，而美方的研究则经过独立机构的验证，足以说明问题。

经过其他专家的专门解释，我们现在知道这两项试验设计的最大不同点是评价瑞德西韦有效性的主要终点指标不同，而且患者入组条件不同，实验设计也不同。美国采用了适应性设计，增加了其它可能有效的新干预组从而增加了观察的样本数目，然后依靠后期复杂的统计分析方法调整对最后临床结果有影响的因素。总之，除了知道有关专家认为这个药物“可能只是一个有效的治疗药物的选择。有理由相信瑞德西韦的已知和潜在益处超过了治疗重症冠状病毒患者的已知和潜在风险”这个结论之外，对于普通公众来说，也许可以进一步认识到对于患者临床结果的评价不是一个简单问题，但是瑞德西韦治疗新冠肺炎，到底有没有效果，如果有效的话，作用会有多大，仍是一头雾水。

这个争论充分反映了一个艰难的选择，就是在现在信息可以迅速传播的时代，尤其是面对人类充满未知的危机时，科学研究的结论是否应该立即公之于众。

传统上，西方的研究人员在完成论文的初稿后，会首先发给同行征求意见，并且接受批评意见进行反复修改。在觉得论文比较成熟后才向杂志投稿，而一个正规的学术杂志通常会给予评审者几个星期的时间审核论文，然后按照评审者的反馈要求作者进行相应修改。经过几个来回之后，论文才可能发表，这一般至少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了。在经济学领域，一篇论文在完成初稿后等上三四年才得以发表并不鲜见。

因特网问世后，物理、经济学等领域都出现一些网站，上面发表还未正式出版的论文供业者分享最新成果、批评改进研究方法。医疗研究论文发表的速度快过其他领域，同时医学研究成果毕竟事关人命，因此在得到同行仔细审核最终认可前不宜公之于众，所以本来对这样的服务需求并不高。但是去年开始，专业研究人员创办了两家网站bioRxiv和medRxiv，也用来公布那些已经完成初稿，但还没有正式发表的论文。一开始，这两家网站的使用率并不高。但是新冠疫情暴发后，这两家网站不仅迅速充斥了有关新冠病毒的论文，也立即成为媒体挖掘相关材料、更新疫情研究报道的信息来源，进而它们的主要受众不再局限于专业人员，它们已经成为普通民众获悉、解读疫情的重要依据。现在不仅登载的论文数目急剧上升，一个月就可能出现将近一万篇新论文，访问者也越来越多，据说一个月里它们的访问数往往超过1500万次，而以前最多只有100万次。

但是，医学研究既然依赖于复杂的试验，难免出于种种原因在试验的设计、结论的解读上都会有各种误差。上个月，纽约地区的一家医疗机构在美国医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发表论文，宣称使用呼吸机的新冠病人有88%的死亡率，它迅速成为媒体头条新闻，但也立即引发许多严厉批评。两天后，该杂志发表澄清声明，原来论文中的88%死亡率数字被更换为24.5%。其原因是原先的数字是仅仅基于试验的那几天里死亡或者康复的总共320名病人的数据，而新的数字则让分母也包括了其他800多名仍然在使用呼吸机治疗的病人，使得死亡率的计算更具合理性。

据说，这种加班加点完成研究、尽快公布结论的做法还不局限于医学领域，社会科学家们也迅速行动起来，他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撰写有关病毒在自己领域影响的论文，学术杂志们也加快审阅过程，这样相关结论的公布可以迅速及时到仍然具有新闻价值。通常，一个正规的学术杂志会给予评审者几个星期的时间审核论文。但是现在，不少过程都被简略了。芝加哥大学公共政策教授富勒(Anthony Fowler)有一次就接到某杂志同时审阅三篇有关新冠病毒论文的要求，而要求的时间总共只有一个星期。

面对前所未见的疫情，公众对于有关新冠病毒信息的需求很明显是没有止境的。学术研究人员发挥自己的才能试图迅速解决难题也是应该鼓励的。但是，从上面的讨论来看，至少在健康卫生危机里面，一份草草完成的论文只会造成更大的困扰，而无助于给人们带来新的认识。这个看上去“学以致用”的做法其实是在伤害科研精神，同时又对普罗大众没有多少益处。政府官员们如果完全依靠这些成果或者数据就立即制定政策，很可能会适得其反，造成更多的死亡。而普通民众只被媒体的标题党所吸引进而得出自己的结论，那就是在把一个个专家当作砖家使用了。

作者为美国波士顿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为美国某基金经理，负责全球宏观性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