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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报道
之所以说是躲疫,是因为像我这样没有医学知识、使不上劲的人,只要不染病、不占用医疗资源就是对社会的贡献,完全谈不上“抗疫”二字。
关闭学校
上星期四,鉴于马里兰州发现首例社区传染型的病人,州长宣布关闭所有中小学校,我们公司也鉴于纽约办公室有同事的家属间接接触过确诊病人,要求该办公室全体人员居家工作,也建议其他人员居家远程工作。那天晚上,我家老大从古巴旅游回来,去机场接她时,完全看不出来往乘客和平时有什么不一样。
星期五,大家谈论州长的决定时,我脱口说了一句关闭的这几个星期,会用4月份中小学的春假来补。我的几个同事立即紧张地跳了起来,问我是哪里听来的,原来他们还计划到时带小孩出去游玩(现在都已经取消了)。我记得这是前一天看到州长决定时得到的印象,但是再重新阅读前一天看的所有资料时都没有发现这个信息,也想不起来怎么会有这个印象的。看样子,有些假新闻乃是无心之过。
抗疫进展
有不少报道说到美国医疗机构缺乏口罩、防护服等物资。说到这些短缺,其实在相当程度上是提升效率和风险管理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如果这个疫情40年前在美国爆发,根本不会发生现在的医疗物资短缺的现象。那个时候,碰到这种情况,每家医院都拥有大量的病房和各种必需的医疗物资储备,完全可以从容应付。后来,国会认识到当时医院收费是按照病人住院的天数给政府一个总账单,这个做法让医院有动因“小病大医”,就修改了有关制度,这样存活下来的医院提高了效率,却让不少医院面临财务窘境,以致倒闭。上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医院也学习制造业的做法,实行最优库存管理。效率是提高了,最优库存的物资完全可以应付平时的需要,但是应付这样的大规模疫情就有些力不从心了。好在眼下国防生产法案已经启动,不少企业会立即转而生产这些物资,供应应该不久就能跟上来。
指挥抗疫的领导小组每天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最新情况,解释最新措施。通常这种新闻发布会会持续将近两个小时,领导干部们垂手而立,记者们可以坐在椅子上翘着二郎腿发问。通常记者们不具备“讲政治、顾大局”的觉悟,问的问题五花八门,有人逼问特朗普是否知道使用“Chinese virus”一词带有种族主义色彩,也有人拿出他以前的话语和现在对比。比如,星期五好几个记者盯着特朗普追问为什么他以前一再表示对研发出新药那么乐观,而同样是领导小组成员的国家过敏和传染疾病研究所(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所长福西(Anthony Fauci)博士却语多保留。偏偏老特是一个好斗的人物,虽然年过七旬,却仍然保持一定的敏感度,对于记者发问里的一切可能漏洞都不放过,并且还加以发挥,因此记者会常常是火星四溅。比如,有记者问特朗普如何看待几位参议员1月份卖出股票的事情,他立即质问对方为什么只提共和党议员的名字,而放过同案的民主党人。
有人认同特朗普总算进入领导抗疫的状态了,但是建议他不应该参加这种新闻发布会——只要他在,记者们就会忍不住发问许多和疫情无关的问题。老特也确实不是政治中人,即使面对一些他完全可以稍加利用就能为自己得分的问题也忍不住“放炮”,进而带来更多的问题。甚至有人出招,如果特朗普实在无法忍住不出风头的欲望,也可以只发表一个开场白,然后立即离开,让他手下的专家们去应对记者。
金融市场
本次市场下跌之惨烈和迅速,创造了许多历史之最,这里面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人们猛然意识到这次疫情的可怕,也有很大原因是在以前货币政策的间接帮助下,各个资产的定价都已经处于历史高位的缘故。希望经济学家们能够好好研究一下在“反复博弈(Repeated Game)”的状态下,每次危机政府都迫不及待地拯救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有消息说,最大对冲基金桥水的旗舰纯阿尔法基金(Pure Alpha)出现两位数亏损,以致导致冻结客户赎回的要求。达利欧(Ray Dalio)不得不出面澄清,虽然确实出现亏损,但是冻结客户赎回则是无稽之谈。其实,按照我的经验,似乎存在着一个规则,这个规则也许不适用于所有人,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正确的,那就是,但凡一名企业管理者高调地推广自己的管理经验时,该企业大都已经或即将出现问题;如果一名投资者四处推广自己的投资经验时,他的投资原则即使未必不再管用,也大都已经至少过了黄金时期。至于是问题出在先还是当事者忙于高调宣传导致问题的出现,我不知道孰因孰果,但是两者相关性相当高。纯阿尔法基金从老达出版那本《原则(Principles)》一书以来,就一直表现平平,而这几年桥水的管理层也频频换人。有人试图从老达最近的言论来分析亏损的原因,其实大可不必,因为他公开的论调往往和真实的投资组合存在一定的差距,更何况他的观点也会被自己公司的投资过程所否决。
这几天,政治人物新的财务信息披露出炉,人们发现有四位参议员——包括大权在握的情报委员会主席布尔(Richard Burr)于1月底接受疫情通报后卖出了股票。目前还不知道他们卖出的原因是什么,到底是出于事先安排好的财务计划还是出于通报里的内幕信息。老布已经要求参议院对他们四个人的股票出售行为进行道德调查(ethics investigation)。
社会舆论
有人对于许多地方关闭学校大为不解,认为既然小孩子染上疾病的可能性不大,何不让他们继续照常上学,以腾出更多的社会资源用于救助容易染上疾病的老人呢?也有人提醒各地政府无论怎样抗疫,有些基本人权是不可忽视的。
提供服务的企业往往仍然需要有员工直接面对客户。不少人由此发现了另一个不平等现象: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可以从容地回家办公,而低收入、低职位的员工却在这个时候仍然必须冒着风险上班。
有人从信息论的角度解读日本之所以抗疫成功的一个诀窍在于戴口罩,推导出最佳状态乃是少数人戴口罩,这样可以加强人们保持安全距离(social distancing)的合理性,而过多人戴口罩就会过度占用医疗资源。
哈佛大学法学院的费尔德曼(Noah Feldman)教授更是从理论的高度反省了美国的联邦制度在对付这种大规模灾难面前存在的缺陷,同时他也指出不幸中的希望是这种联邦制度也有一定的好处,那就是各个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利用自己的资源制定出适合自己的政策,这样可以互相学习借鉴,否则的话如果全都依赖总统“亲自部署、亲自指挥”,而特朗普又缺乏应有的领导力,那将多么可怕。
日常生活
州长发出闭校的决定之前,地方教育委员会和学校的官员们已经详细讨论过如何应对可能的情形。他们讨论的焦点在于一旦闭校,如何给所有学生上课,以及低收入家庭学生原来一直享用的免费午餐如何继续落实。结论是,有少部分低收入学生无法在家网上上课,为了不给他们带来心理阴影,学校先关闭两个星期,这期间所有学生在家完成老师事先指定的功课,这样给学校两个星期为网上上课做更多的准备。至于午餐,政府则会继续提供,学生每天可以到指定的地点去领取。同样,为了不给低收入家庭学生造成任何心理阴影,这些午餐每一个18岁以下的孩子都可以领取。
不少大型超市提出可以每星期按照客户要求送货上门,并且提出希望把每天开门的第一个小时留给老年人和残障人士,要求大家尽量不要那个时段去,也有一些商店表示愿意专门为老年人和残障人士提前一个小时开门。
公共图书馆也关闭了。但是在关闭前,他们把所有的音像作品放在一个专门的网页上,只要有图书卡都可以随时观看。没有图书卡的人也可以在网上立即办理。
本地的电话公司表示愿意免费为低收入家庭安装网络线路,移动通讯商则给没有无限流量的客户两个月的免费升级。
本地的公共汽车公司宣布从现在起,所有乘客免费乘车——这里的公共汽车是上车时在司机旁边的收费器里投币,现在为了减少乘客和司机的接触,所有乘客被要求一律从后门上车,无需付费。
心理学家说一个人长期被关在家里容易引发心理疾病。看样子此言不虚。居家的第一天,即使像我这样好静的人都憋不住要出去打球——一天不见阳光加上市场的暴跌带来的压抑、郁闷,非得通过汗水来宣泄不可。路上仍然到处有人跑步、骑车,来到网球场,也照样看到各个老面孔,还有新面孔,本地所有的高尔夫球场这几天业务之兴隆为历史之最,看来和我类似的人还不少。
人的心理要接受新的事物总有一个过程。纽约的疫情那么严重,除了是因为国际都市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可能和金融业有关:一般西方人不讲究“轻伤不下火线”般的逞能,生病就应该待在家里。唯独这条似乎不适用于金融行业。纽约的投资银行以及交易所的交易员们向来有充硬汉的文化,这次疫情当前,仍然有不少从业人员在同业的无形压力下上班。
这个星期一直到星期四,我们老二继续去俱乐部练习。虽然按照规定,俱乐部不能再给大家集体训练,但是教练还是在小孩子同意的基础上,为每个愿意来上课的孩子分别安排时间上私教课。路上,仍然是车来车往,只是以前常常会堵车的部分现在通畅些了。要连续几个星期关闭俱乐部,对它们来说是个严峻的生存考验,所以老特提出的要让中小企业的工资税免除,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院子里的樱树露出了红蕾——春天来了。星期四,园林(Landscaping)公司的南美小哥们来给我们的草地除草、撒种,他们仍然照常是快快乐乐地说说笑笑——从性格上讲,南美人真是从事服务业的最佳人选,任何时候都给人开朗乐观的印象。
对选举的执着
今年最重要的事情是选举,可是面对疫情,有些州不得不推迟了原定的预选。不少“位卑未敢忘忧国,抗疫未敢忘选举”的人纷纷担心特朗普是否会借疫情以及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为由推迟11月的大选,并且设想了老特会找出的各种借口。不少选举法专家纷纷提出自己的看法,左右两个阵营的意见都认为行政当局没有权力更改大选日期,即使是国会也最多只能把日期推迟一个多月,因为宪法明文规定明年的1月20日新总统必须上任。熟悉历史的专家指出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横行时,爱达荷州(Idaho)成功地让每个选民在投票站排成单列纵队,既没有影响中期选举的投票,又没有造成大面积感染。
美国有三分之一的州要求除非书面提出正当的理由,否则选民必须亲身前往投票站才有选举权。鉴于修改法律需要一个漫长细致的过程,加州大学的汉森(Rick Hasen)教授呼吁国会立即行动开始修法,放宽邮寄选票的要求,以确保每个愿意投票的公民都能使用自己的投票权。
华人圈子
前面一篇文章里,我们说到两个星期多前,本州发现了三例确诊的病人,都是老年人,刚从海外旅游回来。不久,就传出其中一位老人在疾控中心通知他去检测前,曾经去过某个老人院参加某个退休人士活动,而附近一个中学曾经有学生那几天也去过那个老年活动中心当义工,州卫生部门联系了那些学生,告诉他们格外注意是否出现身体异常现象,随时和他们联系。可能因为熟知前一阵国内疫情的危害,华人比其他族裔更敏感。一部分华人家长闻讯立即提出必须要求学校关闭,至少应该允许自己的孩子待在家里。校长随即答复了他们,说是否闭校必须由州卫生部门决定。这些家长又四处发动力量联系州卫生部门,质疑为什么不给这些孩子检测,怎奈那时正是周末,无法找到有关人员。这一下那些家长更加着急了,越想越害怕,质疑为什么没有对该老年中心的老人们进行测试,是否存在什么阴谋。
上周的星期一,州卫生部门官员上班后答复道那位病人虽然去的老年中心和孩子们去的是同一家,但是两者相隔好几天,而且去的是不同楼层,走的是不同楼梯,所以他们觉得没有必要给这些孩子检测,同时那家老人院的老年人已经经过检测,只是结果还没有出来。过了几天,结果出来了,那些老人都没有阳性反应,而且最先确诊的那三位病人也都已经自己痊愈了。恰在这时,州长宣布关闭学校,当初那些要求闭校的家长们认为是自己的力量促成了州长的决定。
对于本地政府继续给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发放免费午餐的决定,有人发出短讯号召大家志愿帮忙,大意是“当国内爆发疫情时,我们买断了口罩捐回去;当美国刚开始出现病例时,我们买断了洗手液;当美国人开始买洗手液时,我们买断了大米等生活用品”,因此为了后代能够继续在这里生活,我们也应当有所回报。有家长立即回应,表示愿意不仅去送饭,而且还愿意自己做一些饭菜——他们不知道政府给学生制作的午餐乃是采用固定的食材来源,通过固定的程序制作的,不会假他人之手,志愿者只要到政府指定的地点去帮忙分发食物就可以了。
不久,又有人发起募捐,号召大家给附近的医院捐助口罩等。更有人想出既扶助中餐业又慰问医护人员的一举两得的招数:集资到附近的中餐馆订购午饭,给医院的医护人员送去。
一些报道或者传闻说,有一些亚裔最近遭到无端攻击,这里面有些得到证实,也有些则是假新闻。本州州立大学已经有教授开展研究,调查亚裔在本次疫情中是否遭到歧视。
一个星期就这样过去了。希望剩下的时间也能这样在没有动人英雄事迹的日子里,平平安安地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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